民主剛果已1396人病死，伊波拉傳入烏干達出現首起「死亡病例」致死率最高可達90%，伊波拉病毒間曾造成西非1萬多人喪生根據衛福部疾病管制署介紹，伊波拉疫情於1976年首次在鄰近赤道的蘇丹（Sudan）南部省份與離其約800公里遠之「薩伊共和國」（現剛果民主共和國）同時出現。

面對日本國內方興未艾的左翼運動，丸山真男的自由主義者朋友，對於他竟不堅決與典型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戰鬥，吐露了不滿與批評。否則那麼簡單地貼標籤，只是要人對共產主義進行「踏繪」（德川幕府為了讓人背棄基督教效忠幕府，讓教徒踩基督畫像的儀式），就能算是民主的證明的話，那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、佛朗哥、東條英機就是最大的民主支持者了。

那是寫給他某位主張民主防衛的自由主義者的朋友所擬的信，題為〈給自由主義者的一封信〉（ある自由主義者への手紙）。丸山真男並不否認民主防衛這個概念的正當性，只是在他眼裡，日本不存在民主防衛的迫切性，只有民主深化的必要性。再者，雖然台灣是移民社會，又受到多重外國的殖民，難以做出丸山真男那樣整體的政治思想史的分析，我們很難說台灣的傳統「本來」就是民主的。因為對民主防衛的批評，曾經有思想家熱切地呼籲過，藉由這個機會重新反省、審視一下民主防衛這套思想可能遭受的批評，也不失為一個寶貴的課題與重要的參考。然而隨著民主防衛的進程逐漸發展，也出現許多批評的聲浪。

而民主這個制度在日本甚至還沒真正落地生根，重要的其實是讓外來的（至少是由盟軍總司令部所帶來的）民主能夠紮根於日本的土壤，讓自由討論可以獲得實現。並且這樣的辯護，具有思想史的重要意涵。文：約翰．海利 重新與他人建立連結 在多數西方世界，別人可能會告訴努日耶說她大腦化學狀態有問題。

努日耶有自殺傾向、唐賽被關在精神病醫院、而馬赫梅在被退學邊緣……是什麼解決了他們的問題呢？我想，是因為其他人的並肩支持，願意陪他們走過，共同找出解決之道。所有在科提的人也會遇到一樣狀況，然後就會開始吃藥，獨居在小公寓內，最後被趕出門，流離失所。我到時，布瑞特正在飛快敲鍵。甚至洗髮精的包裝罐也說：「因為你值得。

她們想知道：有意識地想辦法讓自己快樂，真的有效嗎？ 此刻的當下，如果你決心追求更多快樂，一星期或一年後，你就真的比較快樂嗎？研究團隊在美、俄羅斯（兩個地點）、日本、台灣等四個國家測試，追蹤上千人──其中有下定決心認真追求快樂和沒有這麼做的人。社會科學家長久以來都知道，說白了，西方人對自己的認知和亞洲人對自己的認知是不同的。

拿這張照片──一個笑開懷的女孩，旁邊圍繞一群表情難過的小女孩──給小孩看，問照片中的小女孩是開心還是難過。這證據說明了，只要將悲歡視為可與周遭人分享的事，感受就會有所不同。但在俄羅斯、日本或台灣，有意識地追求快樂就完全不同──你是為了周圍的人，努力改善整個大團體，因為那是快樂之於你的意義，所以群體的意義是明顯的。我們在柏克萊市區的咖啡店碰面。

例如，拿一張一個人對群眾說話的照片給西方人看，問他們看到什麼。但證據告訴我，想找快速的個人解藥是個陷阱。對於何謂快樂，東西方的見解基本上是相反的。科提的故事最讓我有感觸，他們讓我知道，當人們重新發現彼此時，原本看似難解的問題，就會出現轉機。

為什麼？因為西方兒童會將個人與群體分開來看，而亞洲小孩則相信被悲傷包圍的人也會悲傷。在外界眼中，柏克萊是左翼激進人士的堡壘，但我在路上走經過許多正在乞討、被忽略的年輕街友。

西方孩子會說開心，而亞洲兒童則認為她是難過的。當我跟其他人討論我在本書提出的一些問題時，有個我認識的人說我吃錯藥了，建議我試試贊安諾錠（Xanax）。

基於我說的種種理由，西方的快樂觀並不管用，而亞洲集體性的快樂觀則有其效果。一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，我是打算找出快速方法解決我的憂鬱和焦慮，也就是可以靠自己快速找到的方法：某種我可以自己來，為自己處理，讓自己好轉的方法。換言之，西方人多半以「個人」角度看待人生，而亞洲人則偏重「群體」。但在俄羅斯、日本、台灣，則真的會變快樂。在美國或柏林，追求快樂是為了自己，因為你相信要靠自己。我想到最老掉牙的這句話：做自己。

但我又想，所有我說的可了解的痛苦和抑鬱，怎麼會是靠吃鎮定劑來解決呢？怎麼會是要讓數百萬人服用鎮定劑呢？ 坦白說，我個人是想要那種解藥的，因為很個人，可自己處理又很省事，只要每天早上花20秒吞藥，日子就能繼續過下去。西方人一開始會詳細描述有個人站在群眾前面，接著再描述群眾。

布瑞特和同事在深入探究後，找到了這個東西差異的解釋。」這是她為自己的實驗和眾多其他社會科學相關論述做下的結論。

我相信讀者挑了一本談憂鬱焦慮的書，圖的也是這個。我們用「做自己」來鼓勵失落或低潮的人。

各種實驗都能證明這點。同一張照片也給亞洲人看，請他們描述照片內容他們通常會先描述群眾，再補充描述站在前面的人。關於如何生活，他們是從「獨立個體觀」轉變到「群體觀」，也是從「關在家裡自己過活，為自己添東西」轉變到「我們是一個群體，一起存在，彼此相關」。

這跟某件我不太好意思承認的事有點衝突。但在俄羅斯、日本、台灣，則真的會變快樂。

他們說，真正的快樂之道來自於打破自我高牆，讓自己進入他人故事中，並讓他人進入你的故事，融入他人，並了解自己並不孤獨。下一步，她們想知道原因。

在外界眼中，柏克萊是左翼激進人士的堡壘，但我在路上走經過許多正在乞討、被忽略的年輕街友。基於我說的種種理由，西方的快樂觀並不管用，而亞洲集體性的快樂觀則有其效果。

但如果化學藥物行不通，我希望是個什麼妙招，只要啟動就諸事順利。當我跟布瑞特聊了這個研究時，我了解到我在科提眼見的事。但證據告訴我，想找快速的個人解藥是個陷阱。科提的故事最讓我有感觸，他們讓我知道，當人們重新發現彼此時，原本看似難解的問題，就會出現轉機。

布瑞特和同事在深入探究後，找到了這個東西差異的解釋。」這是她為自己的實驗和眾多其他社會科學相關論述做下的結論。

但我又想，所有我說的可了解的痛苦和抑鬱，怎麼會是靠吃鎮定劑來解決呢？怎麼會是要讓數百萬人服用鎮定劑呢？ 坦白說，我個人是想要那種解藥的，因為很個人，可自己處理又很省事，只要每天早上花20秒吞藥，日子就能繼續過下去。我到時，布瑞特正在飛快敲鍵。

他們不用靠吃藥，只需要彼此相伴。我需要藥丸，如果藥丸沒效，我希望找到跟藥丸一樣快速省事的東西。